环境污染的治理方法模板IM电竞(10篇)

　　IM电竞2.环境审计的主体。目前我国的审计体系包括审计机关、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三个部分，因而在我国水污染治理中需要考虑的审计主体还是传统审计的三个主体。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政府审计在环境审计中应占主导地位：在我国环保资金来源及用途方面，环保项目作为公益性项目，其资金的最大投入者为国家，国家最有需求且最有责任对其进行审计；在审计的权威性方面，国家审计机关的权威性最高；在审计主体力量方面，国家审计机关有足够的能力吸纳相关技术人才实施环境审计。企业内部审计是企业水污染审计的内部动力，最了解本企业的水污染治理情况，最具能力发现水污染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注册会计师作为独立审计的第三方，相对目前的政府环境审计与企业自发开展的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最强，其发表的环境审计报告公信力最强。由于我国环境审计的开展起步较晚，因此目前在我国水污染治理中开展环境审计应以政府审计为主，并逐步推行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

　　3.环境审计的客体。水污染治理环境审计客体的选择上应依据具体的审计目标和相关标准规定进行分析，具体可从环境治理项目审计和生态恢复效果审计两个方面进行审计。另外由于环保政策对于环境保护效果起到重要的作用，环保政策主要包括环境管理措施、绿色信贷等金融政策、环保技术创新政策和环境会计政策等，因而环保政策的实施情况也应作为审计客体的重要部分。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我国水污染治理中环境审计客体的选择应主要包括水污染治理项目、生态恢复效果及环保政策的实施情况。

　　4.环境审计的目标。政府环境审计的具体目标应包括确保现行政策的执行并揭示违规行为，促进完善环境保护管理监督体系和落实环保措施，从有效性和充分性两个层面评价环境管理系统，促进环保资金的有效合理使用；内部审计的具体目标主要是监督和评价企业的受托环境责任及其履行状况的公允性、合规性和效益性；民间环境审计的具体目标主要包括评价环境报告的合规性，企业环境管理系统的效率，环境活动的效果并对被审单位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发表意见。目前环境审计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审计部门，全国范围内针对环境审计的民间审计尚未发展起来，企业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并非适用所有的审计对象，因而现阶段应首先对政府审计目标进行界定。因此水污染治理审计中政府审计的具体目标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制定：反映流域的环境治理状况；揭示企业水污染治理责任的履行情况，特别是重污染企业的治理责任履行情况；水污染治理相关资金收取、运用情况及水污染治理项目实施效果；政府水污染监管体系和政策的有效性和落实情况。

　　1.环境审计的程序。在我国水污染治理中开展环境审计，其审计程序基本上可以遵循传统的审计程序，其过程主要分为审计计划、审计实施和审计报告这三个阶段。在环境审计程序的设计上应该特别注意环境审计小组成员的组成和审计对象的确定，在出具审计报告之前审计小组还应对企业前次审计的整改情况开展的后续审计进行复核IM电竞，这有利于促进相关部门履行水污染治理责任。

　　2.环境审计的方式。基于水污染的区域性、复杂性和累积性等特点，水污染治理项目中环境审计方式的选择应结合审计客体的不同特点采取周期性审计或者周期内跟踪审计，也可以将这两种审计方式相结合。周期性审计就是根据我国各流域水污染治理计划的具体执行周期，对水污染治理工程的完成情况开展事后审计。周期内跟踪审计即在前一审计的基础上，跟踪审计水污染治理情况，评估生态功能的恢复情况，对水污染治理的经济活动进行事中审计，以发挥环境审计免疫功能在水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滇池是目前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内陆淡水湖泊之一,滇池污染治理已被列入云南省重点督查的20个重大建设项目之一。根据滇池治理长期规划,从2008年到2020年,滇池治理投入资金将突破1,000亿元。由此可见,对滇池的水污染治理进行审计工作是非常必要的。现阶段,环境审计更注重其中的财务审计与合规性审计,而忽视了环境绩效审计的重要性。本文结合云南滇池水污染治理的审计实践,对环境绩效审计方法进行了研究,以期推动环境绩效审计在我国的发展。

　　(一)国外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研究现状。英国绩效审计开发了如问题解析法、碰头会法、绘制结构关系图等一系列适合于绩效审计的特殊方法,保证了绩效审计的顺利开展。英国绩效审计已基本形成体系,正在实践中不断成熟。

　　瑞典国家审计署采用的三种绩效审计方法:目标实现法、控制方法、系统控制方法等。其中,目标实现法是指主要检查环境部门完成法律规定的环境目标的情况,将环境目标作为开展环境审计的起点;控制方法是为保证环境目标的实现国家建立的控制措施,包括禁止使用某些物质、环境方面的收费、信息披露等方面;系统控制方法,侧重调查各部门为实现环境目标而采取措施以及采取措施的实际效果。

　　德国环境绩效审计也采取了多种形式:抽样审计、项目审计、重点审计、横向审计、定向审计和措施审计等。

　　美国环境绩效审计方法分为数据收集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其中,资料收集方法包括采访、调查、观察和查阅档案等;数据分析方法包括对信息进行比较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统计定性和定量分析、回归分析等。

　　(二)国内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研究现状。我国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和成熟的方法,仍处于一种摸索阶段,其主要观点和方法如下:

　　1、对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必要性研究。陈正兴认为对环境审计方法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完善审计学科体系,而且有助于指导环境审计工作的实践。宋尉在深化环境审计的思考中提到环境绩效审计是一种新型审计,必须了解环境绩效审计方法才能搞好环境审计。

　　2、对采用常规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研究。关于环境绩效审计的方法,大家一致认为常规的审计方法通常也适用于环境绩效审计。浙江省审计学会课题组在开展我国环境审计的构想中提到开展环境审计的方法,常规的审计方法同样适用于环境绩效审计,包括审阅、核对、查询、观察、鉴定、分析性复核等。

　　3、对借用相关学科方法的研究。关于借用相关学科方法尤其是环境经济学、环境工程学的方法,多数学者的观点一致。宋尉提到环境审计是一种新型审计,常规的财务审计、绩效审计方法同样适用于环境绩效审计,只是这些环境绩效审计方法应与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治理紧密联系起来。

　　通过对昆明市政府审计部门进行了实地调研,发现昆明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组织过专门的环境审计工作,在其他工作中伴随进行的环境审计工作的内容极其狭窄。通过对调查的深入分析,滇池水域环境审计中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我国审计立法不够完善,缺乏水污染治理环境审计准则指导。目前,我国环境审计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尽管我国现已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律、与环境相关的资源保护法律,基本形成了审计及环境法律法规监督体系,但仍然缺乏具体实施的指导,也缺乏环境审计的具体实施办法和评估标准。从滇池水域环境审计的实践看,缺乏环境审计准则的指导与规范使得环境审计工作遇到许多困难。环境审计人员在环境审计中只能借鉴传统的财务审计的方法,然而环境审计同财务审计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例如环境审计有不同于财务审计的目标、方法和程序。财务审计的方法不能满足环境审计的需要,使得环境审计的开展遇到许多困难。

　　(二)环境审计范围过窄、内容单一。由于我国环境审计开展较迟,目前仍缺少系统的环境审计理论阐述,审计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为审计内容过于单一。调查表明滇池水域目前进行的与环境相关的审计主要是环保资金财务收支审计。环保资金财务收支审计主要审计环保资金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财务收支审计当然是环境审计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但环境审计工作不应该局限于此,更多的如环境审计依据、绩效审计、环境经济政策也应当纳入环境审计范围之中。

　　(三)环境审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从滇池水域的环境审计看出,审计人员单独承担专门水污染治理环境审计任务还有一定困难。环境审计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其深度和广度对审计人员的素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它不仅要求审计工作人员懂得审计方面的知识,还要具备一些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环境法规、工程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而从目前审计人员的现状看,还难以适应环境审计的发展要求。

　　(一)转变思路,推进绩效审计。对滇池水域进行的环境审计,应该把“评价水污染防治取得的效益――查找效益不高的原因――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水污染防治”作为效益审计的基本思路。在这种思路下,把财务收支审计中发现的一些违法违规问题作为效益审计的基础和素材,作进一步审计挖掘,对治理效益不高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对水污染治理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就可以将效益审计与财务收支审计结合起来,使审计项目最终落到效益审计上。

　　(二)积极探索滇池水污染治理效益审计方法。对于滇池水污染治理环境审计可以尝试效益审计方法。在搜集数据时,可以采取实地观察、问卷和表格调查等方法获取有关数据,同时还可以借用其他学科领域的分析方法,例如市场价值法(即分析水质变化引起的渔业、农业产值变化)、人力资本法(即分析水质变化导致人类患某些疾病的概率,进而分析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机会成本法(即分析水质改善后,取水距离的缩短带来的管道建设成本的降低)等,将环境变化带来的收益或损失予以货币化,用以评价水污染治理的环境效益。另外,为了监督评价环保部门及有关部门的工作绩效,应建立一套科学的环保指标体系,在环境监测的基础上,对不符合环保指标要求的进行跟踪审计,分清责任,监督环保部门及有关部门改进工作,使环保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三)积极开展联合审计,逐步提高环境审计人员自身素质。环境审计既涉及到财务审计,又涉及到绩效审计和合规性审计,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综合性,这对审计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滇池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进修班、组织交流会等形式提高环境审计人员的素质,建立一支合格的环境审计人员队伍。

　　通过调查研究,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环境绩效审计研究方法都不会仅限于常规审计方法,它与其他相关学科如环境工程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将会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而其可操作性更强,理论体系也会更加完善,能够在实务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最后,希望能向社会推广应用这一针对水污染治理的环境绩效审计方法,从而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益。

　　[1]刘长翠.环境审计研究,历史、现状与未来[J].审计研究,2005.5.

　　[3]浙江省审计学会课题组.太湖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环境审计实证研究[J].审计研究,2004.1.

　　1．1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分类在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中，需要按照“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使城市的所有人员，都自觉的把各级环境污染治理设施按照规定分类放置，如可以按照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除尘脱硫、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除外)和不同的生活垃圾等不同的类别［2］，进行分类处理，这样就可以使在城市生产生活中的大气、水、固体废弃物等污染治理上发挥作用。使它们不能成为污染源，而成为城市的资源。

　　1．2环境污染治理技术的发展由于中国的环保工作起步较晚，环境污染问题还是近30年的重要工作，虽然也投入了很大力量，有了一些管理模式，但各类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发展还不成熟，尤其是中国在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中，在一些高新技术和企业产品更新换代的能力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发展优势。对于这些都是当前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的中心任务。例如，在城市污水治理方面，改革开放以来IM电竞，中国城镇的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这些城市污水处理中，大多采取的模式是集污水处理工艺为一体，然后再选择利用其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对这些城市污水进行处理，就可以使这种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得到广泛的应用，这种设备可以在城市环境污水处理中，广泛应用于污水量较大的需要，尤其是对于那些还没有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地区和小区建筑物，非常实用的利用这种设备，来解决污水的处理问题;还有一些城市有一些分散的人群聚居地，在这些城市的居民聚居区，他们也会产生污水，也需要处理污水。虽然在工业废水处理上，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城市环境的污水处理产品的质量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这些成果的来源主要是中国的废水处理工艺得到发展，这使中国的工业废水处理设施中，经常使用工艺新型的各种设备，尤其是这些设备在中国已经都能生产。这使中国在建污水处理厂，几乎可以全部采用国产设备，这对于污水处理具有很大优势［3］。在固体废弃物的治理方面，在中国的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手段，关于工业固体废物处理方式，一般都采取卫生填埋法、焚烧法等不同的方式，也有将这些废弃物堆置于郊区，然后在上面覆土，再利用土地进行绿化，这样不仅可以处理废弃物，而且可以增置城市新的景点。但对于这些生活垃圾来讲，中国处理方式仍存在许多不足，在目前，仍然是利用填埋、堆肥与焚烧三种方式来处理固体污染物［4］。

　　2．1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模式就全国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而言，中国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工作模式，基本上还没有走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主要有两种:其中一种，是城市污染企业需要建设污染防治措施，这种措施是一种可以处理污染物处理设备，它可以来处置企业在生产系统中产生的污染物，也有些单位运行本单位的环境治理设施，这样也可以解决环境保护工作，也就是企业自己负责城市环境的运营管理;另一种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的管理模式，是利用公共性的措施来治理污染的防治措施［5］，这是一种需要依靠政府筹资，来建设城市环境管理系统，用这种方法来统筹解决城市环境的污染治理。关于将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实施进入市场化模式，就是要将城市环境污染治理，实施专业的、具备污染治理运营资质的企业，就需要进行统一的运营管理，能够更好的实现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转，也能够更好的使污染物达标排放，提升城市环境的污染治理力度，并且有利于培育社会化，时至今日，这种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的管理模式，已经在中国的广州、深圳、东莞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6］得到较好的发展，其他的一些城市中，这种模式只是在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较多的地区有较好的实施，显然，对中国来讲，要实施这种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模式，还需要做较大的努力。

　　2．2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认定情况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认定有了较大发展，从1999年计算，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环境保护设施运营资质认可管理办法(试行)》，到2004年，中国施行《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办法》，这些政策已经在全国各地的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中，已经建立起一大部分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的运营机构。目前，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证书，在中国有效期内的持证单位约2100家。几年来，环境污染治理设施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运营在中国，尤其是江苏、上海、山东、广东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得到了较快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这主要表现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稳定性有了大幅提高，大大提高了达标排放率;加快了工业污染集中处理(解决了中小企业的污染治理问题)、城市污水、生活垃圾等集中处理工程领域设施运营的市场化步伐;充分发挥集约化优势，规模化运营，降低了企业污染治理成本;培育了环保设施运营管理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运营人员水平。

　　2．3现行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理存在的问题目前，从中国城市环境的污染治理的发展情况看，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的专业运营企业，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广州、深圳等经济较发达的城市［7］，在这些城市中也得到较好的应用，但在中国还有许多地区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理还比较薄弱，亟待快步赶上去，才能够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

　　2．3．1传统的“两种模式”的问题在中国城市环境的污染治理过程中，长期应用“两种模式”，来实施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的模式，都会在资金的使用上带来困难，对于这些困难，无论是排污单位建设污染防治措施，还是利用公共性措施来解决城市环境污染的防治措施，都需要投入较大的资金，因此，对于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的费用是较大的，这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政府来讲，压力都是很大的;同时还有在技术上、管理人员急需的困难，目前，在一些城市，环境管理工作人员不是专业性的工作人员，就容易出现他们的技术水平良莠不齐，很难使他们在工作中，达到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转。再加上中国城市环境污染治理长期以来，沿袭使用的“两种模式”，这些问题都使城市的污染防治运行难以与企业运行模式统一起来，这里主要存在着效益问题，对这种设施运行管理的单位或个人来说，如果在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不进行成本效益核算，就会使城市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没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有些还可能出现亏损，城市的环境污染治理就很难见到实效，必须提高企业的积极性，才能保障城市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行。

　　2．3．2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能力薄弱问题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能力，以南京的环境污染治理为例，2012年南京在继续推进“雨污分流”、“一河一湖”水环境综合整治的基础上，按照“一河一策、因地制宜”的原则，对城市部分黑臭河道开展新技术治理。采取生物、物理、化学等方法集成的治理技术，启动实施内秦淮河北段、十字河等13条黑臭河道的治理，取得初步成效。但要把黑臭河道彻底治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请，因此，南京市在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能力中已经得到发展，但在具备运营资质的单位中，还没有从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实践的证书和经验，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企业在运营类别上只是临时资质证书，显然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能力薄弱问题不容忽视。

　　2．3．3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亟待提高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市场化起步较晚，在众多排污企业中，只有少数企业把环境污染治理设施交给专业公司运营的企业。例如，2012年南京太湖流域的高淳、漂水两县全年关停污染企业41家，完成循环经济试点企业13家。但从全市来看，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亟待提高。

　　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市场化，就可以解决“两种模式”弊端，在一些企业中，在观念上还没有认可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的意义，这就使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市场化进程缓慢，就难以形成城市环境治污的优势，这就不利于城市环境治污与社会管理的发展。

　　3．1环境污染治理要加强法制建设目前，中国开展了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工作，这种工作的开展，可以引导和推进环保服务的市场化，也可以对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起到促进作用，在城市环境治污中，对运营单位实行城市环境治理与社会治理污染问题，这样就会对排污企业的环保工作产生动力，就会鼓励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市场化发展。因此，在城市环境治污中，就需要加强法律层面的作用，尤其应加强对城市环境治污的立法调研，才能在城市环境的污染中，尽快建立具体和专门的法律制度，才能够利用法制的优势，来严格制定城市环保污染治理与社会的管理，才能为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市场化提供法律保障。

　　3．2环境污染治理要建立激励政策在现行的政策体系中，扶持和鼓励环保与社会管理发展的政策还不完善，因此，应该在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上为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加大企业的治污能力，就会提高城市环境治污企业的积极性，就会使城市环境污染与社会管理服务尽快实现市场化。就可以使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得到良好的发挥，可以在经济上发挥规范城市环境污染的治污市场，才会使政府和治污行业制定合理的运营服务费用，通过治污企业形成竞争性的定价机制;才能使治污企业在税收上得到优势，就会有利于使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单位获得减免税制度。

　　3．3环境污染治理要采取双赢机制环境污染治理要采取双赢机制，应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创新投入，才能提高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的能力。使城市环境治污的市场空间得到扩展，才能使城市环境治理采用双赢机制，使其得到健康发展，城市环境污染治理，需要平衡双方的利益，才能使城市环境治污企业在优化管理、节约成本、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得到较大的空间，既有利于用户，又发展了自己。才会使城市环境治污企业的运营市场，得到认可，才可以实现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与排污企业的双赢局面。

　　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工业污染防治一直走的是“谁污染，谁治理”的分散治污之路，为部分企业偷排、超排提供了便利，同时也给环保部门严格执法带来了难题，增加了执法成本和执法难度[2]。

　　“十一五”以来，国家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带动了环境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培育了一批规模化的环境治理企业，治理技术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条件日渐成熟，逐步将过去的“谁污染，谁治理”模式升级为“谁污染、谁付费”模式，在企业中广泛推行“把污染治理交给第三方”的管理模式。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主要有两种实施方式：一是委托治理服务型。指排污企业以签订治理合同的方式，委托环境服务公司对新建、扩建的污染治理设施进行融资建设、运营管理、维护及升级改造，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污染治理费用[3]。二是托管运营服务型。指排污企业以签订托管运营合同的方式，委托环境服务公司对已建成的污染治理设施进行运营管理、维护及升级改造等，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托管运营费用。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环境服务公司是否拥有治污设施的产权，前者拥有或者部分拥有；后者不拥有产权，只接受排污企业托管，负责其治污设施运营管理[3]。第三方治理是环境污染治理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突破，势必极大地推动环境治理和环境监管政策措施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环境污染治理，大力推行节能减排，积极探索市场化、专业化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通过持续努力不断改善环境质量。

　　（一）委托治理服务推行情况。为适应国家大气污染物最新排放标准，成都玉龙化工有限公司率先采取第三方治理模式，与成都意通能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第三方治理协议，由意通能达公司为玉龙公司编制锅炉环保综合治理方案，并出资实施改造。意通能达公司通过取得锅炉三废利用权利，以及与玉龙公司就锅炉深度治理后年节约标煤用量收益进行分成而取得经济效益。玉龙公司的锅炉环保综合治理项目，是我区第一个成功采用第三方治理模式进行的工业污染治理项目，通过该项目的实施，玉龙公司的锅炉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能够达到新标准要求，治理效果明显，这也为今后我区在工业企业中加快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托管运营服务推行情况。我区将特许经营制度积极引入到区内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和管理中来。目前，青白江区共建有9座污水处理厂，已投运8座，正在进行试运行1座（青白江区第二污水处理厂）。这9座污水处理厂均采用委托营运模式进行托管运营，由区政府分别同成都青白江中科成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深圳市碧园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签订特许经营权转让协议，将污水处理厂的特许经营权转让给上述四家污水处理公司，由污水处理公司作为运营主体对污水处理厂进行专业化的管理和运作，对污水处理效果负责，区政府则通过向污水处理公司支付污水处理费的形式购买污水处理服务。

　　采用这种托管运营方式既给污水处理厂带来了运营维护所需资金，也带来了更为专业的管理经验，促进污水处理厂能更加健康稳定地运营，确保区内污水得到有效处理并达标排放。

　　（一）污染治理市场秩序有待规范。部分环境服务企业以降低环境治理标准为代价，刻意压低环境服务价格以抢占市场，污染企业选取委托合作方时缺乏有效的判断依据，低质低价中标屡见不鲜，扰乱和破坏了行业秩序。

　　（二）第三方和排污主体相互推诿责任。在污染事故发生后，排污方和治污第三方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时常发生，排污企业认为治污已交由第三方处理，排污不达标应由第三方担责，治污方认为排放不达标是因排污方不按照合同排污，导致污染难处理。

　　（三）环境监管和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主要表现在执法主体和监测力量分散，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监督工作基础薄弱，人员不足，体制机制不畅，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环境监管不到位，打消了排污企业购买第三方治理服务的积极性。

　　（一）进一步试点实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优选区内重点企业，大胆尝试，积极开展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4]。在工业企业污染治理项目和城镇污水处理厂等设施运营服务中优先引入并深入优化第三方治理机制，推进环境基础设施服务的社会化运营和特许经营。

　　（二）培育有利于第三方治理推行的市场环境。推进总量控制前提下的排污权交易等制度的建立，使企业的运营成本控制与环境治理、环境惩罚成本联动，通过经济杠杆拉动企业积极开展污染物减排。严格执行环境监管，促使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能够正常生产，从环境污染治理末端形成推行第三方治理模式的倒逼机制[5]。

　　（三）协助做好第三方治理模式推行的顶层设计。结合我区污染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及第三方治理模式的优缺点，找准突破口，切实协助上级环保部门做好第三方治理模式推行的顶层设计，包括完善第三方治理的政策法规规定、研究制定有关技术规范、指南和工作手册、出台相关环境服务标准等，定期向社会公布第三方运营企业的运营效果，探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市场管理。

　　（四）强化土地、融资、财税等政策激励。结合我区实际，研究制定第三方治理有关政策措施，配合上级环保部门制定和完善扶持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推行的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等相关政策，以便有效吸引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集聚，积极探索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机制，发展环保服务业，积极推广综合环境服务模式，大力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环境治理领域。积极发展绿色保险，切实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以应对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件[6]。

　　（五）进一步明晰企业权责划分。制定针对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的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对业主方和被委托方相关责权做出明确规定[6]。排污企业承担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并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约定履约排放污染物。第三方服务公司承担合同约定范围内的污染治理及达标排放等相关责任。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2014〕69号）.

　　[2] 《分析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面临的问题及其发展对策》.倪丽萍，吴婧？.《化工管理》，2015，（17）.

　　[3] 《论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构建的困境及对策》.范战平.《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针对污染者的环境责任（或称环境保护义务）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早于1972年就提出了“污染者负担”原则，并很快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被一些国家确定为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关于污染者的环境保护责任的法律规定，有着一个发展的过程：即从“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到“污染者负担”原则，再进至“污染者付费”或“污染者负担”原则。这些变化在本质上表明了环境污染者环境保护责任的法律性质和适用范围的重大变化。 1 “污染者负担”的法律界定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接受和确认，在我国环境立法中呈渐进深化过程：在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规定是“谁污染，谁治理”原则，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则修改为“污染者治理”原则，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发展为“污染者付费”原则（亦称“污染者负担”原则）。相应地，理论界也就有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为“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污染者治理”原则和“污染者负担”原则的不同提法。 “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是将治理责任限制在污染者只对其已经产生的现有污染负责，并且只对污染治理负责。这完全是一种消极的事后补救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贯穿于环境管理的全过程，从而也就失去了其作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的应有价值和功能。“污染者治理”原则扩大了责任范围，将其扩展为污染者不仅对已产生的现有污染的治理负责，而且要对可能产生的污染的治理负责，对污染的长期影响负责。这两个原则都着重强调污染的个体责任和个体利益，反映的是点源控制的思想，且极易给人以污染者只负有治理环境污染的义务而不负有对他人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失承担责任之虞。并且，上述两原则尽管强调了治理的责任，但对于客观存在的不能治理或不愿治理等问题，因为污染者能做的只能是“治理”，于是就没有切实可行的有效替代形式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所以国家和社会就极易成为污染治理责任的被转嫁者。 “污染者负担”原则不同。其强调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及防治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而不应转嫁给国家和社会，明确了污染者不仅有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而且具有防治区域污染的责任，有参与区域污染控制并承担相应费用的责任。这一原则并未将环境责任主体限于排放者，还包括了污染物的产生者；治理污染的责任范围不局限于主体自身，还扩展至区域的环境保护。这体现了污染者个体责任的扩大和保护公益权的法律要求，更符合环境保护的公益性质和环境资源的公共资源属性。 “污染者负担”原则与“污染者付费”具有许多共同点，但“污染者负担”不等于“污染者付费”。“污染者付费”的提法本身给人一种错觉，好象污染者只负有金钱义务，污染者所承担的环境责任形式只能是经济性补偿（“付费”）。事实上，“付费”只是污染者履行治理环境污染义务的重要方面，象环境影响评价、限期治理、“三同时”等制度并不是光靠“付费”就能解决的，其他诸如安装和管理污染处理设施、营造绿地等都需要污染者以非金钱方式进行。即使在受害者救济方面，污染者的责任也不只是损害赔偿，还包括停止或减轻污染、恢复原状、消除污染等形式。“污染者负担”原则涵盖了承担污染治理费用（“付费”）在内的诸多法定义务，更符合这一原则的宗旨和本意。因此，在环境立法中应确定的原则是“污染者负担”原则而非“污染者付费”原则。 2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外化形式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在环境法领域中一般表述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具体范围涉及污染防治责任、损害补偿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三种。 21 污染防治责任 污染防治包含两层意义：第一是“治”，即要求污染者必须对自己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积极主动负责治理。污染者是治理污染的责任主体。“污染者负担”原则不同于“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和“污染者治理”原则之处在于污染者可以不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比如，实行污染治理责任的责任主体和行为主体分离的作法，由污染者负担必需的处理费用和提供相关的资料等，交由专业化的污染治理公司负责治理环境污染，这既可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也为政府强化行政强制措施（如推行代履行治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实践条件，从而有利于更好发挥末端治理应有的效用和潜能。第二是“防”。“谁污染，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的重点是治理已有的污染源 及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体现的是“末端控制”的思想，其所涉及的预防为主问题也只是停留在末端治理思想和战略指导下的预防上。以“污染者负担”原则为指导的“防”，着重体现全过程控制和清洁生产的原则，将末端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发展为源头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 22 损害补偿责任 污染者的排污行为尽管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或社会有用性，或其本身常常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增进公众福利的活动在进行过程中的附带行为（即环境法学说中的“污染风险的不可避免性或不非难性”），但排污的结果却是使公众共享的环境资源遭受污染和破坏，并长期影响污染所在地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影响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损害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1〕。因此， 污染者所必须承担的损害补偿责任就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污染者应向作为公共环境资源代表者和管理者的国家缴纳一定税费作为对环境资源利用和所致损害的补偿，即对公益权的补偿。这在我国环境立法中主要表现为排污费制度。其二，污染者应承担向长年受污染地区的受害者提供损害救济和补偿的责任，即对受害者私益的补救。私益补救可以通过基金形式由政府出面加以协调处理，即环境受害的行政补救。关于环境受害的行政补救，各国大多数通过对所有排放污染物者收取污染费或排污税的办法筹集补偿基金，尔后用此基金向遭受污染物侵害的人提供补偿〔1〕。污染损害通常补偿数额巨大且污染者具有多元化特点， 若由个别或现有的污染者承担历年来的污染损害，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至少应由所有的污染侵害者负担相应费用。当然，关于长年污染地区的补偿问题，如果完全由污染者负担，实难一一承受和自行承担，因而需要国家出资。关于国家出资额问题，我国台湾学者的看法值得重视和参考：“如果以国家补偿的方法来进行全面、悉数的损害填补不妥当，毕竟，这仍然是花人民的钱。理想的方法是：国家以人民的税收出资一部分，另外由现行的污染者与可得知的旧污染者负责一部分，如此共同来赔偿”〔2〕。因为一方面，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间接放任环境污染的形成，国家自应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全体人民事实上也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也有义务偿还污染的债务，全体人民是间接污染者，因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刺激了污染的产生和扩大。 23 损害赔偿责任 污染者的排污行为除了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环境资源造成损失，使所在地成为长年污染地区外，还常发生一些偶然性、突发性事件，如有毒化学品泄漏、污水管道破裂等，势必造成当地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这就引发了对私益的侵权及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污染者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我国民法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作为特殊侵权行为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各环境法规范均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此外，污染者往往不是单数加害者，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者必须对损害负连带责任。另外，如果存在共同致害行为的情节，应按照对损害发生的作用程度分割责任。 3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确认与若干环境法基本制度的修正 “污染者负担”原则一旦在立法上被确认，依据“谁污染，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原则创立起来的现有环境法基本制度，如“三同时”、排污收费、限期治理等制度就需要予以相应调整。 31 “三同时”制度 “三同时”制度要求污染者的污染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依据“污染者负担”原则，“三同时”制度可以突破污染者自建污染治理设施自行治理污染的局限，如污染者将产生的污染物交由专业性的污染治理公司治理，就没有必要要求污染者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污染治理设施。 32 排污收费制度 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的征收主体是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排污费实行专款专用，主要用于补助重点污染源治理及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和用排污费建立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确立“污染者负担”原则后，如果污染者有能力且自愿自行治理的，排污费仍适用以前的规定；如果污染者要求交由他人集中处理的，排污收费制度就应作相应修正：或征收主体仍是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但排污费的使用应给集中处理单位保留一定的份额，即使仍实行专款专用，对具体补助对象也应向集中治理的倾斜；或污染者按比例分别向国家有关部门或集中处理单位缴纳排污费。 33 限期治理制度 限期治理决定在有关机关作出后，对于不能在限期内完成治理任务的，现行的“关停禁转改”等行政强制措施极具极端性和破坏性，并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相冲突。在“污染者负担”原则指导下，实行限期治理代履行的行政间接强制，交由专门污染治理公司从事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污染治理，则能较好的完成污染治理任务，并同时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在对限期治理制度的执行措施和实施手段进行完善补充时，可考虑增加并强化治理代履行措施，对其实施程序和适用范围相应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样，污染者为减轻其负担的代履行费用，就会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从而利于政府推行源头控制与末端强制相结合的污染源管理新机制。 【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接受和确认，在我国环境立法中呈渐进深化过程：在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规定是“谁污染，谁治理”原则，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则修改为“污染者治理”原则，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发展为“污染者付费”原则（亦称“污染者负担”原则）。相应地，理论界也就有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为“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污染者治理”原则和“污染者负担”原则的不同提法。

　　“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是将治理责任限制在污染者只对其已经产生的现有污染负责，并且只对污染治理负责。这完全是一种消极的事后补救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贯穿于环境管理的全过程，从而也就失去了其作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的应有价值和功能。“污染者治理”原则扩大了责任范围，将其扩展为污染者不仅对已产生的现有污染的治理负责，而且要对可能产生的污染的治理负责，对污染的长期影响负责。这两个原则都着重强调污染的个体责任和个体利益，反映的是点源控制的思想，且极易给人以污染者只负有治理环境污染的义务而不负有对他人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失承担责任之虞。并且，上述两原则尽管强调了治理的责任，但对于客观存在的不能治理或不愿治理等问题，因为污染者能做的只能是“治理”，于是就没有切实可行的有效替代形式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所以国家和社会就极易成为污染治理责任的被转嫁者。

　　“污染者负担”原则不同。其强调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及防治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而不应转嫁给国家和社会，明确了污染者不仅有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而且具有防治区域污染的责任，有参与区域污染控制并承担相应费用的责任。这一原则并未将环境责任主体限于排放者，还包括了污染物的产生者；治理污染的责任范围不局限于主体自身，还扩展至区域的环境保护。这体现了污染者个体责任的扩大和保护公益权的法律要求，更符合环境保护的公益性质和环境资源的公共资源属性。

　　“污染者负担”原则与“污染者付费”具有许多共同点，但“污染者负担”不等于“污染者付费”。“污染者付费”的提法本身给人一种错觉，好象污染者只负有金钱义务，污染者所承担的环境责任形式只能是经济性补偿（“付费”）。事实上，“付费”只是污染者履行治理环境污染义务的重要方面，象环境影响评价、限期治理、“三同时”等制度并不是光靠“付费”就能解决的，其他诸如安装和管理污染处理设施、营造绿地等都需要污染者以非金钱方式进行。即使在受害者救济方面，污染者的责任也不只是损害赔偿，还包括停止或减轻污染、恢复原状、消除污染等形式。“污染者负担”原则涵盖了承担污染治理费用（“付费”）在内的诸多法定义务，更符合这一原则的宗旨和本意。因此，在环境立法中应确定的原则是“污染者负担”原则而非“污染者付费”原则。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在环境法领域中一般表述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具体范围涉及污染防治责任、损害补偿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三种。

　　污染防治包含两层意义：第一是“治”，即要求污染者必须对自己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积极主动负责治理。污染者是治理污染的责任主体。“污染者负担”原则不同于“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和“污染者治理”原则之处在于污染者可以不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比如，实行污染治理责任的责任主体和行为主体分离的作法，由污染者负担必需的处理费用和提供相关的资料等，交由专业化的污染治理公司负责治理环境污染，这既可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也为政府强化行政强制措施（如推行代履行治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实践条件，从而有利于更好发挥末端治理应有的效用和潜能。第二是“防”。“谁污染，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的重点是治理已有的污染源及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体现的是“末端控制”的思想，其所涉及的预防为主问题也只是停留在末端治理思想和战略指导下的预防上。以“污染者负担”原则为指导的“防”，着重体现全过程控制和清洁生产的原则，将末端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发展为源头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

　　污染者的排污行为尽管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或社会有用性，或其本身常常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增进公众福利的活动在进行过程中的附带行为（即环境法学说中的“污染风险的不可避免性或不非难性”），但排污的结果却是使公众共享的环境资源遭受污染和破坏，并长期影响污染所在地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影响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损害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1〕。因此，污染者所必须承担的损害补偿责任就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污染者应向作为公共环境资源代表者和管理者的国家缴纳一定税费作为对环境资源利用和所致损害的补偿，即对公益权的补偿。这在我国环境立法中主要表现为排污费制度。其二，污染者应承担向长年受污染地区的受害者提供损害救济和补偿的责任，即对受害者私益的补救。私益补救可以通过基金形式由政府出面加以协调处理，即环境受害的行政补救。关于环境受害的行政补救，各国大多数通过对所有排放污染物者收取污染费或排污税的办法筹集补偿基金，尔后用此基金向遭受污染物侵害的人提供补偿〔1〕。污染损害通常补偿数额巨大且污染者具有多元化特点，若由个别或现有的污染者承担历年来的污染损害，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至少应由所有的污染侵害者负担相应费用。当然，关于长年污染地区的补偿问题，如果完全由污染者负担，实难一一承受和自行承担，因而需要国家出资。关于国家出资额问题，我国台湾学者的看法值得重视和参考：“如果以国家补偿的方法来进行全面、悉数的损害填补不妥当，毕竟，这仍然是花人民的钱。理想的方法是：国家以人民的税收出资一部分，另外由现行的污染者与可得知的旧污染者负责一部分，如此共同来赔偿”〔2〕。因为一方面，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间接放任环境污染的形成，国家自应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全体人民事实上也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也有义务偿还污染的债务，全体人民是间接污染者，因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刺激了污染的产生和扩大。

　　污染者的排污行为除了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环境资源造成损失，使所在地成为长年污染地区外，还常发生一些偶然性、突发性事件，如有毒化学品泄漏、污水管道破裂等，势必造成当地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这就引发了对私益的侵权及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污染者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我国民法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作为特殊侵权行为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各环境法规范均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此外，污染者往往不是单数加害者，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者必须对损害负连带责任。另外，如果存在共同致害行为的情节，应按照对损害发生的作用程度分割责任。

　　“污染者负担”原则一旦在立法上被确认，依据“谁污染，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原则创立起来的现有环境法基本制度，如“三同时”、排污收费、限期治理等制度就需要予以相应调整。

　　“三同时”制度要求污染者的污染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依据“污染者负担”原则，“三同时”制度可以突破污染者自建污染治理设施自行治理污染的局限，如污染者将产生的污染物交由专业性的污染治理公司治理，就没有必要要求污染者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污染治理设施。

　　第一条：为了加强我市环境污染防治市场的管理。提高环境污染防治工程质量，发挥环保投资效益，有效控制全市环境污染，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第15号令《环境工程设计证书管理方法》省环境污染防治市场管理暂行方法》和《关于加强市污染防治市场监督管理通告》有关规定和要求，特制定本实施方法。

　　第二条：本方法所称环境污染防治是指对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有毒化学物质、噪声、医疗危险废物等进行污染防治工程的设计、施工（含施工监理）装置、工程承包以及环保产品的经营活动。

　　第四条：市污染防治市场实施注册备案准入制度。凡进入市（含各县市区）污染防治市场进行污染防治工程投标、设计、施工（含施工监理）装置、工程承包和产品经销的单位和个人。

　　第五条：市环保局自然生态与科技规范科对承治单位提交的资料按规定进行审查。报局长批准后料理入宛许可手续。

　　共同监督本办法的实施，市环保局有关科、室、站、所应密切配合。对未料理入宛许可手续的承治单位，其承治的工程项目或签定的合同，按无效合同或工程论处，环保部门不予验收。

　　第六条：市辖区内衔接污染防治工程设计的单位必需持有国家或省环境维护行政主管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环境工程设计证书》或含有环境工程设计内容的工程勘察设计资格证书》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与入宛许可证复印件。

　　第七条：持证设计单位签订设计工程合同及编报设计文件。由单位行政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编报的设计文件首页须附有设计证书缩印件和入宛许可证复印件。

　　并需到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环境污染防治工程的施工监理必需持有省环保局核发具有施工监理资质的人员承当。料理入宛许可手续。

　　第十条：污染防治工程中必需使用经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料理入宛许可的国家和省环境维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环保产品。

　　第十一条：各持证单位。衔接环境污染防治工程项目，不准以任何方式将证书转借或将承接的任务转给无证单位或个人承包，需要分包的必需分包给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持证单位，严禁出卖图章、证书等行为。

　　第十二条：污染防治工程建设单位在选择承治单位和环保产品时。择优选择，推行治污工程招标、投标制。未在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料理注册手续的单位不得参与招投标。

　　第十三条：污染防治工程的委托方和承治方。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承治单位衔接环境污染防治工程后。采用的主体设备必需要有产品规范并符合环保指标要求。禁止销售和使用国家或省明令淘汰的环保产品。

　　第十五条：凡承揽污染防治工程的设计、施工、工程承包和环保产品经销的单位。否则，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将取消其进入市污染防治市场的资格。

　　第十六条：承治单位实施污染防治工程时。保证工程质量，按期竣工交付使用，如出现不按图纸施工，偷工减料，采用低劣设备，故意延长工期，不认真履行合同或设计工艺、技术等方面问题造成工程质量差，不能正常运行的除按合同法依法处置外，环境维护行政主管部门要责令限期改正，限期内仍不能达到合同要求的市环保局取消其进入市污染防治市场的资格。

　　第十七条：市环境维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进入市污染防治市场的所有单位一律实行年审管理制度。凡获准进入市污染防治市场的工程设计、施工装置（含施工监理）工程承包及环保产品经销的单位。逾期未料理年审手续的单位，其准入资格将自行注销。市环保局每半年对注册单位公示一次，以增强透明度，便于管理。

　　第十八条：各县市区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三、监督管理辖区内环境污染防治市场运作情况。并督促承治单位到市环保局注册备案，料理入宛许可手续（各县市区环保部门无权审批准入手续）

　　大气污染问题与水污染问题、土壤污染问题是我国当前三个主要的环境污染问题。近几年来，人们自身体会到雾霾的危害后，开始关注奔走呼吁大气污染问题，强烈要求政府以改善大气环境为目标去治理以雾霾为代表的大气污染。2015年初，柴静的纪录片《在苍穹之下》引发公众对以雾霾为代表的大气污染问题的关注、反思并积极探寻应对之策。然而人们却未必能够关注餐饮油烟污染，这个司空见惯却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污染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餐饮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因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存在不足甚至是缺失，餐饮业油烟污染排放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大量未经过处理的油烟经过抽油烟机或者排风扇无秩序地排放到了室外大气环境中，对周围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餐饮油烟污染不同于“大而集中”的工业企业大气污染，具有“小而分散”的特征，这对环保部门开展油烟污染防控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其特点是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馆多但规模小，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馆经营状况较差并且多位于环境敏感区内，餐饮油烟污染的变动较大，餐饮油烟污染的受害者较为特定［1］。对此，本文将从法律与制度运作角度来分析和解决油烟污染治理问题。

　　我国对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很早就有了认识，早在2000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称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时就在第五章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城市饮食服务业的经营者，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为了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餐饮业油烟污染对大气环境和居住环境的污染，原国家环保总局于2001年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按照该标准要求所有餐饮业企业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设备，以期治理餐饮业油烟污染。由于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未能得到很好地落实与贯彻，空气质量也没有得到改善，人们生活中的排污问题仍然很严重，我国大气污染还在逐年加剧，整个社会深受大气污染之苦［2］。于是《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又被提上了日程，并于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通过了新《大气污染防治法》。该法第八十一条处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相比于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新《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范围扩大了，法律责任空前的严格化了，对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的规定更严格，也愈发具体化。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在国家愈发重视餐饮业油烟污染的治理工作。新《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是对先前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与概括，这为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立法工作提供了一个上位法的支撑点，为各级政府环保部门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过程给出了部分法律依据。但是，目前为止国家层面并未有专门的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相关法律法规抑或是部门规章，仅依靠《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第八十一条的规定，简单地治理餐饮业油烟污染，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并不能达到治本的目标，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其是否真正能发挥出作用以及发挥出多大作用，是存疑的。

　　自十以来，地方把环境保护工作摆在空前高度的位置已经成为当前常态，对于当前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诸如“雾霾”、“饮用水污染”等问题，尽可能地探寻各种方法与模式去应对；也有一些地方对于当前人民群众未能察觉的污染，如餐饮业油烟污染等，在努力地探寻治理方法，以期能有效地防范于未然，并以地方立法的模式将经验与成果固化，这体现了地方在环境保护领域对《环境污染保护法》中“预防为主”原则的贯彻与落实。根据检索与咨询了解，有一些地方已经出台了油餐饮业烟污染治理的规定或相关规定。省一级主要有：安徽省于2014年9月出台《安徽省餐饮业环境污染防治管理暂行规定》，浙江省于2015年4月出台《浙江省餐饮油烟管理暂行办法》；省会城市以及设区的市一级主要有：广州市于2013年11月出台了《广州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宣城市于2014年5月出台了《宣城市市区饮食服务行业油烟污染管理办法（试行）》，宜昌市于2014年6月出台了《宜昌市城区饮食业油烟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总体而言，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地方立法层面，出现了地方有关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立法的繁荣景象。当然还有许多地方并未以地方立法的方式去探寻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方法，是以制定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行动方案等形式对餐饮油烟污染治理进行探索，诸如南京、亳州等地以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的模式进行探索餐饮业油烟污染管理，该方法机动灵活，应对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较为有效，有利于地方总结经验与探索方法。但是，也容易让地方政府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中面临着无法可依的风险。总体而言，地方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上是努力地探寻方法与总结经验，以期得到有效的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方法与模式。但是，通过对上述有关餐饮业油烟污染地方立法的对比可以得知，当前地方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首先，从制定的法律规范的效力上来看，当前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立法领域，地方主要制定的是地方政府规章，且还有一部分地方对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立法还并未专门出台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法律规范，出台餐饮场所污染治理规范涵盖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或者是以行动计划替代。众所周知，部门规章相比于条例而言法律位阶等级较低，且由于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方面没有一个系统的上位法依据IM电竞，所以地方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领域则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其次，从具体内容来看，出台的规定均存在规定较为空泛实践中难以操作的困难，未能有效地解决当前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出现的部门职责划分不明确等问题，长远看，是不利于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的具体展开。

　　各地方的情况不一致，且地方政府组成部门众多，这些部门在政府横向领域成块状分割职能，因为这些职能的分割系并非根据客观规律而做出的，故现实中存在职能竞合现象［3］。餐饮业整治并非环保部门能够单独处理的，如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馆多为无照经营或者超出范围，此时，环保部门一般将无照经营或者超出经营范围的餐馆转交工商部门或者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进行处理，但是工商部门或者食药监部门在接到此类投诉后，一般不会予以取缔或者没收违法所得，而是要求餐馆尽快办理营业执照和餐饮服务许可证，但为企业在办理营业执照和餐饮服务许可证过程中并不要求其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这使得餐馆完全可以不必理会环保部门提出的油烟污染整治，油烟污染的治理效果会大打折扣。在治理餐饮业油烟污染的过程，需要不同的部门联合配合环保部门，会有部门以油烟污染治理并非其职能为由而推诿的现象。［4］还有些地方实行卫生、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权集中由城管部门行使。但是在实践中，城管部门在接到举报后，只负责对违法排放油烟的餐馆进行处罚工作，却并未能够对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馆进行整治，认为具体的治理工作属于环境保护部门的事情。环保部门在没有处罚权的前提下，环保部门下达限期治理决定，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馆则采取消极态度，能拖就拖，最终导致油烟污染投诉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5］

　　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是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从立法层级来说属于部门规章，层级较低。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过程中，涉及到城管、工商、食药监、国土、规划、房管等部门均未有明确要求其需要信息公开，因此在该规定中环境保护部门是唯一的信息公开机关，未免显得过于单一。且在实践中公布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完整性都有待提高，公布程序比较繁琐。［5］由此可观之，许多地方环保部门在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有关油烟污染治理的信息公开工作不到位，未能让公众能够对餐饮业油烟污染有个清楚的认识，也未能形成社会联动治理油烟污染的效果，使得油烟污染治理工作也未能得到有效的落实。

　　考究当前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方式的现状，能够发现一个现象：各地均只是由本级政府环保部门负责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对于规范化经营的餐馆油烟污染排放的监督与治理能够取得相应效果。但是与此同时也有许多隐藏于居民楼里的无照经营的临时性小餐馆，却并未发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即村委会与居委会参与进来，成了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中的“盲点”。这种现状既造成了环保部门人手吃紧基层自治组织人力资源闲置，同样又影响了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工作效率与质量。

　　（四）公众对餐饮业油烟污染认知不足，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力度不够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粗略地估算当前公众对餐饮业油烟污染的认识现状，笔者曾经制作过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卷，在人流量较大的地点进行广泛的派发，共发出200份，问卷发出当日收回有效问卷183份。因为本次调查只是为了解当前大众对餐饮业油烟污染的大概认识，故问卷调查做得较为粗略，但是从该次调查中仍然可以得出一些结论。首先，公众对大气污染基本上都是知道的，且从本次调查中笔者与受调查者的交谈中得知，基本上都认为政府在治理大气污染过程中要有强有力的措施，使得“雾霾天”等现象早日远离，让大家能呼吸上一口新鲜的空气。其次，从收回的问卷可以发现，仅有78人知道饮食油烟污染，占收回的有效调查问卷的42．6％；与此同时还有105人不知道饮食油烟污染，占收回的有效调查问卷的57．4％。根据调查的数据可以得知IM电竞，公众对饮食油烟污染的认识很薄弱，绝大多数均不知道饮食油烟污染。如果公众对餐饮业油烟污染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则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就无从谈起。环境治理工作是靠全社会通力合作的，少了公众参与这个重要部分，也就意味着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工作成了政府有关部门以单打独斗的方式去面对，其效果能有几何，值得商榷。

　　当前我国已经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并在其中规定了餐饮业油烟污染的防控，但是由于该法仅仅只是用一个条款来规定，并不能有效地涵盖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国家可以出台法律法规或者部门规章来规制餐饮业油烟污染。笔者认为，国家层面出台油烟污染治理方面的法律或者法规，为地方对应制定油烟污染治理的地方法规提供一个明确方向的上位法依据。同样，在国家立法层面厘清各部门在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工作中应发挥出的作用，明确到具体部门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中需发挥出的具体作用，为地方在探索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减少争议，能够有效地贯彻落实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工作。最终的效果是，在法律层面形成以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为引导，各地方结合本区域的特色，制定出地方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法律规范。现在由于人们的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不断地增强，人们要求对污染的源头加大处罚力度。所以国家层面应当制定出相对应的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法律规范，明确对具体餐饮油烟污染治理的规定与控制范围，填补空白点。

　　公众参与不足已经成为了各地区治理餐饮业油烟污染甚至是治理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问题。有鉴于此，国家在新出台的《环境保护法》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均中明确的规定了公众参与，国家环境保护部也积极地制定了《环境保护工作参与办法》，努力地保障公众的环境信息获取权以及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并且明确要求畅通参与，促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依法有序发展。因此，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应当树立“同防共治”的理念，清楚的认识到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绝非环保部门的单独责任。应当搞好宣传工作，让公众清楚的知晓餐饮油烟污染的危害以及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公众可以有何作为；应当畅通公众参与的渠道，以多种方式，诸如公布举报邮箱、举报热线，便捷有效地向环保部门反映情况；应当搞好公众参与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后的隐私保护工作，保障参与者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以及人身安全不受影响。与此同时，也可设立举报奖励等方式鼓励公众参与。

　　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主要工作还是由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的，现实中油烟污染治理工作经常出现“九龙治水”的现象，最终结果是导致油烟污染治理工作没有做好。因此，理清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各部门的职责，使得各部门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明确各自的职责，各司其职，在职权范围内抓好油烟污染治理工作，从而达到改善油烟污染、改善大气、改善环境的共同目的。如果各部门之间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工作上达成了共识，相信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执法工作甚至整个治理工作将会比较顺利的进行，餐饮业油烟污染问题也会得到很好地解决。

　　我国《宪法》所规定的行政体制中，最基层的政权是乡镇，村委会与居委会只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并非一级政权，不具有行政执法的权力，因此在油烟污染治理的工作中，基本上是忽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是我国是一个熟人社会的国度，以村委会和居委会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因为其产生方式的特殊性，在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与群众之间地沟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实中，在拆迁征地补偿等领域，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发挥出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为国家在相关领域工作推进上减轻了许多负担。在油烟污染治理领域里，亦可以发挥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譬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可向其辖区内的居民或村民宣传油烟污染的危害与相关政策，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可以对辖区内的餐馆油烟污染排放情况进行监督，若发现问题可劝告其改正，若仍未改正应当上报环保部门；并且在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可以起到证人或者固化证据等作用。总之，有效地发挥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将会为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减轻许多压力，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建立完整的油烟污染检测体系，旨在提升油烟污染的监测能力，我国各地区依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监测能力其实各不相同。因此，建立全国性质的监测体系尚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有通过有关部门针对本地区的特殊情况，推进不同模式的油烟污染监测体系，提高检测设备的性能，完善诸如在线监控等模式为代表的多种监测渠道，循序渐进地对油烟污染进行监控，使得排放油烟污染油的餐馆按照规定排放油烟，则烟污染治理工作会得到显著有效的提高。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法治化取得了长足有效的发展，公众愈发重视自身权益维护，积极地选择用司法方式解决争议［6］。当餐馆在符合国家标准的情况下进行排污时，环保部门应对无策的情况下，环保部门可以告知并支持公众以诉讼的方式去应对油烟污染而对其造成的侵害的问题，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现行民事法律对公众寻求诉讼解决餐饮污染问题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诸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运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第十条规定请求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亦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规定提出侵权之诉。油烟污染受害者可以通过比较选择合理并且最有利的案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1］张文波．餐饮油烟污染环保执法困境与法律对策研究［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4（2）：43－47．

　　［2］陈宇珍．从法律角度来分析雾霾污染治理［J］．法制与经济，2015（10）：108－109．

　　［3］郝明素．餐饮业油烟污染对环境影响及防治［J］．福建环境，2001（10）：40－41．

　　［4］张文波．论餐饮企业环评审批前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生态经济，2015（6）：185－188．

　　纵贯湖南省境内的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水”和“八百里洞庭”的水资源，造就了历史上的“湖广熟、天下足”，是湖南省的生命之源。然而，因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以及一些人为的破坏，特别是随着湖南省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城镇化加快以及在此过程中相应的预防、保护、治理措施不到位，湖南省的水污染问题日渐突出。

　　2007年环境监测中心在全省主要江河上设置了水质监测站点132个，监测河长5540公里，比2006年增加监测河长1154公里。根据监测及分析，全年Ⅱ类水质河长1481公里，占监测河长27%；Ⅲ类水质河长2479公里，占监测河长45%；Ⅳ类水质河长410公里，占监测河长7%；Ⅴ类及劣Ⅴ类水质河长1170公里，占监测河长21%。污染河段主要超标项目包括粪大肠菌群、总磷、氨氮、挥发酚、石油类、溶解氧等因子。这说明湖南省局部地区水环境严重污染的局面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和治理，水资源保护任务依然艰巨。

　　水环境是湖南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要花大力气彻底解决湖南水污染防治工作。目前湖南省水污染治理工作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加强环保部门对工业污染企业排污的执法监察；从行政角度加大力度进行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保证运营；加强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和生态农业建设。水污染治理和水环境的保护本身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工作，湖南省的水污染防治，属于典型的跨地区水域污染治理，面临的问题较为复杂，资金投入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水污染防治的投资渠道及治污工程运行机制的不完善，是湖南水污染治理发展的制约因素，是“水瓶颈”。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水污染治理投融资机制正发生结构性变革：单一的筹资渠道逐步转变成多种渠道，单一的投资主体逐渐为多元化投资主体所取代，我国水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机制呈现出多渠道、多元化的格局。

　　湖南省水环境污染治理投入2003年为516013.88万元，占省GDP5010.95亿元的1.03％，2004年为722419.4万元，占省GDP5612.26亿元的1.29％，2005年为899138.8万元，占省GDP6468.64亿元的1.39％。经省人大提议，湖南省2005年到2007年实施的“环保3年行动计划”，省政府在3年内对省内水环境实施92个重大环保整治项目，3年投资287多亿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湖南省的城市污水排放量和生活垃圾产生量也日渐增加，预计到2010年，全省县城以上城市年污水排放总量将达到20亿立方米，生活垃圾年产生量将达到1000多万吨。而目前湖南省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难以满足污水和垃圾处理的基本需求，为解决这一矛盾，湖南预计投资186亿元，力求到2010年，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全省规划出“十一五”环境治理重点项目共154个，总投资达325亿元。为解决湘江流域7市污染问题，“十一五”期间，湖南省拟安排在湘江流域的环境治理重点项目有108个，总投资244亿元。此外，为加大对工业污染最集中、最严重的长株潭地区污染防治力度，“十一五”期间，拟在长株潭地区实施环境治理重点项目36个，占全省项目总数的23.4％，总投资149亿元。十一五期间是湖南省环境建设的重要期间，投资需求大。目前，湖南省水污染治理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方面：中央财政投入；湖南各级地方财政投入；污染企业环保投入，我国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及水资源管理相关法规对企业污染治理的强制性规定，便利污染企业的治污资金形成了水污染治理资金来源之一；排污费收入；国际贷款。

　　由于水环境保护历史欠债多，各水域环境质量要达标，需加大投资力度。水污染治理资金缺口量大，其主要原因有：

　　1、融资渠道狭窄。受“环保靠政府”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水污染治理融资渠道单一，还是政府唱主角，市场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资本游离于市场之外，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地方财政和排污收费。地方财政受各种因素制约，投入不足，远不能满足污染治理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排污收费项目单一，标准偏低，收费资源流失严重，收费金额很有限。

　　2、融资机制落后。水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机制应该与经济体制相协调，这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主要依靠市场化手段解决水污染治理的投融资问题，已是公认的大势所趋。但目前水污染治理项目的投入机制基本是延续计划经济体制，政府预算资金和预算外资金仍然是其融资的主渠道，环境保护市场化程度明显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

　　3、融资权责不分。现行的治污投资体制没有明晰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环境责权和环境事权，没有建立投入、产出与成本效益核算机制，没有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和“使用者付费”原则，污染治理责任过多地由政府承担，企业和个人免费使用环境资源、环境公共物品和环境设施，没有或过少地承担相应的责任、成本和风险。

　　水污染治理设施投资及运营效率总的来看还是不尽人意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

　　没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民营企业参与水污染治理投资的良好市场竞争机制。在水环保基础设施领域，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的是政府投资建设、事业单位管理运营设施的模式，这种政府垄断模式从制度上排挤竞争，缺乏效率。

　　污染治理的社会化程度低。在工业污染治理方面，大部分污染企业都是自己建设处理设施，自己运行管理，较少考虑通过委托合同方式充分利用社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效应，让专业化企业治理污染。由于规模不经济原因，中小企业采取“自己建设和运营设施”的分散治理模式也导致了投资效率的低下。而与此同时，我国环境保护服务业的发展又没有及时跟上，没能为工业污染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转提供良好的外部营运环境。

　　“十一五”期间湖南省水环境质量的改善，关键取决于水污染治理投入能否及时到位，为此必须疏通已有投资渠道，开辟新的资金来源。

　　“十一五”期间是湖南省环境保护的重要时期，投资需求量大，环境保护投资约占同期GDP的2.42%。只有建立基于市场的多种投融资渠道，形成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负担环境保护费用的格局，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需要。

　　1、建立多元化的融资形式。发挥环境财政的主渠道作用，继续加大国债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环保的投入力度，并重点解决跨行政区的水域污染治理问题，从水域尺度统筹资金使用在加大政府对环保财政投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区域水环境保护专项基金、从事环境保护的企业优先上市发行股票，以及企业的股份合作等形式，实现多元化的环保融资机制，使政府投资和社会融资相互结合、互为补充、扩大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解决目前环保资金紧张，投入不足的问题。

　　2、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各级政府要把环保投入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除环保专项资金外，各级财政安排的环保治理等经费要逐年增加，并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各相关部门要积极争取国债和其他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企业要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加大环保资金投入。落实工业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以推进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产业市场化为突破口，加快环保投融资体制改革，积极吸引国内外政府贷款IM电竞、国际金融组织和社会资本投入环境保护事业，形成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多元投入的格局。多元化、社会化环保投融资体制的建立，将改变目前政府作为环保主要投资主体的局面，为国内外的企业及个人、金融机构、投资公司、政府等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巨大的投资市场。

　　3、形成多样化的投资方式。在多元化、社会化的环保投融资体制下，为各类环保投资主体创造了多样化的投资方式和服务方式，不同的投资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选择直接的投资方式或间接的投资方式，也可选择两者相结合的投资方式参与环保投资。这样有利于环保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1、明确污染治理市场化的法律地位。尽快修订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明确“谁污染、谁负责、谁付费”；“谁污染、谁付费，谁治理、谁受益”，明确工业企业可自己治理污染，也可委托专业化的治污企业来治理污染，明确排污企业和治污企业在污染治理中的相关法律责任。污染治理市场化后，针对不同的委托方式，都能找到法律的责任主体。

　　2、创新污染治理市场机制。按照产业化发展、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法制化管理的要求，深化水域内废水、垃圾处理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确保社会公众利益和城市环境效益。建立和完善污染治理设施的投融资机制，无论是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设施，还是城市污染治理设施，其建设和运行都应按企业方式来运作，鼓励各种社会资金投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实现产权的股份化、投资的多元化，明确投资者之间的责、权、利，增加污染治理投资能力，保护投资者利益。在污染治理领域引入“特许经营”模式，将污染治理特许权给有实力、有经验的专业化污染治理公司，鼓励专业化污染治理公司实行污染治理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行和维护管理等，吸收有实力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跨入污染治理领域，加快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

　　3、转变政府在环保领域的职能，建立公开、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因外部性的存。